在她旁边，坐着一个矮小的老妇人，她的脸上布满了皱纹，但是她的眼睛却充满年轻的活力。她扭转着很细的脖子，倾听着别人的谈话，同时格外热诚地看着大家。
“在里在的是你什么人？”符拉索娃悄悄地问她。
“儿子，是个大学生，”老妇人马上高声回答。“你呢？”
“也是儿子，是个工人。”
“姓什么？”
“符拉索夫。”
“没听说过。进来很久了吗？”
“第七个礼拜了……”
“我儿子是第十个月了！”老妇人说。在他的声音里面，母亲感到有一种宛若自豪的奇妙的东西。
“是啊！”秃头老人很快地说。“耐不住了……大家都在焦急，大家都在吵闹，一切都在涨价。而人的价格，却反比例地降低了。安安稳稳的声音再也听不见了。”
“一点不错！”军人说。“不成样子了，最后呀，应该来一个坚决的命令：‘不准说话！’应当这么办。坚决的命令……”
谈话变成了共同的、活跃的。每个人都想赶快陈述出自己对生活的意见，但是大家都是放低了声音在谈话，在他们身上，母亲感到一种陌生的东西。平常在家里，谈话不是这要！总是比较容易了解，简单，响亮。
一个留着西方的红胡子的胖看守，叫出了母亲的姓名，从头到脚把她看了一遍，对她说：
“跟我来！”然后他一拐一拐地带她进去。
她一步一步地跟着走，很想往看守背上推一下，使他走得快些。巴威尔站在一间小屋里面，微笑地将手伸出来。母亲握住了他的手笑着，频繁地眨着眼睛，因为找不出适当的话，只是低声地说：
“你好……你好……”
“妈妈，你静一静心！”巴威尔握着她的手。